南石窟寺开凿原因大猜想

泾川，是丝绸之路西出长安的第一大站，在佛教东渐的过程当中，东来西往的商贾僧侣都要在此长时间驻留。他们开凿石窟，斋戒禅修，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百里石窟长廊。在丝绸之路兴盛的年代，泾川一度成为陇东，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佛教重地。

这条石窟长廊西起泾河之畔的王母宫，东至泾明乡境内的太山寺，绵延百里。至今保存着各种佛教石窟600余个，沿着泾河一字排开，极具研究价值。而在这众多的石窟之中，南石窟寺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一颗明珠。

此行泾川，南石窟寺自然是重要的一站。在前往南石窟寺之前，我们首先来到了位于回中山脚下的王母宫石窟文管所，这里陈列着一块重要的石碑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剥蚀严重，有所断缺。幸运的是石碑上的碑文还能依稀可辨，成为解读南、北石窟寺最为重要的历史遗物。碑文落款处“大魏永平三年“、“安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”等字样，更是将南石窟寺的开凿指向了公元510年的奚康生。

那么，奚康生何许人？

据《魏书》记载，奚康生一生骁勇善战，武艺高强，为北魏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，出为平西将军、华州刺史，颇有声绩。

永平二年(公元509年)正月，泾州沙门刘慧汪聚众造反，局面失控，震撼了北魏王朝。于是临危受命，前往镇压。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奚康生的血腥镇压，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消灭当地的佛教势力。那么为何在叛乱被平息之后，奚康生又立即动员了全泾州的人力和财力，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，主持开凿了南、北两座大型石窟呢？这其中的奥秘定然是充满想象。

一方面，作为北魏名将，奚康生可谓是戎马一生，多有杀戮。然而面对众多死在自己刀下的僧人，作为佛教徒的他，内心必然是备受煎熬的。他自然是希望通过开凿石窟来表达自己对佛的虔诚，洗去自己的罪孽。而另一方面，或许是北魏统治者在有意利用所谓的“正统佛教”的威力来消除邪教的影响，从而笼络广大沙门和人民的思想，以达到加强统治的目的。

同时，南北两座石窟寺规模庞大，地理位置的分布跟云岗石窟、龙门石窟又惊人的相似，很难说这不是对该模式的仿效，那么它们的开凿势必有着强大的政治势力背后支撑。在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阴上，我们至今依然能辩读出当年捐资助款的名单，尤其是安定临泾胡氏一族最为引人注目。

安定胡氏作为当地敬重佛教的望族，其家族长女又贵为皇帝宠妃、太子生母，在政坛上已有了一定的影响。因此也有学者认为，奚康生在胡氏家乡修建石窟，也不免有讨好逢迎的目的。

当年奚康生费尽苦心修建的南石窟寺，现仅剩1号东大窟还保持着当年的原貌。其形制、结构与北石窟寺 165窟基本相同，但规模略小，其平面均为长方形，覆斗式顶。窟内正壁和东西两壁设坛。方形窟门，前壁门顶上开一方形明窗，起透光之作用，门外两侧雕二力士。窟内正壁雕三佛六菩萨，东西两壁各雕二佛四菩萨。窟门内两侧各雕一尊高约 3米余的交脚菩萨。

窟顶原应布满浮雕，可惜经过一千多年的岁月风雨，大部分已经残不可见。目前仅存东部的“阿私陀占相”、“键陟辞别“，北部的“拘尼立塔”、“宫中观舞”和““逾城出家”等佛传故事。其雕刻手法概括简练，纯熟自然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。

尤为独特的是，南石窟寺将七佛分布在不同的三个壁面上来表现，一改过去的从属地位变为主尊，这在同时期的七佛造像中并无先例。

那么，奚康生在平叛沙门之后，采用七佛的形式开凿石窟，是否在宣传佛教历史久远的同时，又告诉世人，佛可以解救世间各种苦难，普度众生？同时，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解脱和慰藉呢？

而在另一充满想象意味的猜想中，也有人认为，早在北魏初期，人们就是按照北魏五帝的面貌而修建云冈五窟，以此告示世人，君权神授，不可动摇。奚康生修建南北石窟寺时，北魏王朝正好历经七帝，那么七佛的建造是否也是如出一辙？

不管以上种种猜想是否成立，我们今天已然无法窥视到奚康生真实的内心世界。但是当我们走进南、北石窟寺，无时无刻不被七佛的目光所环绕时，我们的内心是无比的宁静。奚康生后来死于北魏宫廷的政治斗争，但他留下的南北石窟寺，安慰了现世、后世的无数人。